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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曲靖癌症村最小死者9岁 铬污染疑团重重
http://www.ttpaihang.com   2011-08-18   腾讯视频


云南曲靖市陆良县兴隆村,堆放铬渣附近的山坡几乎寸草不生



得了喉癌的村民唐文炳


石棉瓦下面的就是铬渣,一旁的河流就是珠江上游南盘江

铬渣旁的癌症村最小死者9岁

在相关调查报告陆续公布后,网传的云南曲靖“非法倾倒铬渣”事件看似告一段落。然而,网民有关质疑并没有停息,他们不断发出疑问:危险铬渣到底已经存放了多少年?“癌症村”情况是否属实?危险品到底该如何监管?

云南铬污染源头现“死亡村” 村民吃臭虫治癌

记者调查发现,在产出铬渣的企业发现了堆存在南盘江边的庞大铬渣堆,当地有村民流传“癌症村”的说法,甚至平日只能喝买的矿泉水。

疑问一:“癌症村”情况是否属实?

调查 已有11名村民因癌症死亡

记者日前来到离厂区不远的一个由铬渣堆成的斜坡上,看到一群工人正忙着用石棉瓦搭建防雨层,巨大的铬渣堆与南盘江之间仅隔一段砖砌的约一米高挡墙。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再杨说:“2003年收购这个厂的时候,铬渣就在这里了,总共28.84万吨,工人们也都知道,起码10年多了。我们争取了两个国家项目来处理这些铬渣,目前还剩下一半没有处理掉。”

按汤再杨所说,从2003年算起,这堆庞大的剧毒工业废料铬渣已经在南盘江边堆放了8年以上。而如果从1989年该化工厂开始生产算起,这里堆放铬渣已22年。

在与厂区相邻的小百户镇兴隆村委会,曾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村民常小乔告诉记者,牲畜不敢放到江边,很多村民莫名得病,30多人得了癌症。只要是喝了江水的牛羊,要么生病要么死亡。2008年,村委会3000余亩水田受严重污染,根茎腐烂、秧苗发黄直至死亡,经过交涉,化工厂赔付了一部分,但数额很少。

常小乔说:“大部分村民去年还可以喝附近的另外一条河里的水,但洗衣做饭还是用被污染了的井水。今年干旱枯水,那条河已经没有丁点儿水了。”

47岁的兴隆村村民王楼先的父亲患有肺癌。他说:“现在我们买矿泉水喝。但煮饭还是要用井水。”他告诉记者,化工厂位于村子上游,从1998年它建厂到现在,南盘江的水一直污染严重。2008年,家里获得了化工厂赔偿的8000多元,2009年也赔偿了一部分。“环保局的领导说,‘赔了钱了,就不要追究了。’”

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告诉记者,兴隆村委会共3563人,通过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核实确实有人死于癌症,但数字没有那么多。2002年至2010年,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的癌症病例有14人,其中11人已经死亡。14人中,患肝癌的有6人,其他还包括淋巴癌、结肠癌、乳腺癌等;死亡时最小的为9岁,最大的77岁。

疑问二:还有多少毒物悬在我们头上?

调查 监管漏洞太大

实际上,近年来,媒体已多次报道了南盘江被污染的事件,如:2009年10月,南盘江雷打滩水库突然变黑,569吨鱼死亡,12家养殖户损失惨重;2010年6月初,养殖户重新投放的20吨鱼苗,再次大量死亡,养殖户血本无归。

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《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里,对铬渣的堆放、挖掘、运输和贮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规范,包括铬渣堆放场所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,铬渣堆放场所内的任何作业应征得管理人员同意;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径流进入铬渣堆放场所;铬渣的运输路线应尽可能避开居民聚居点、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,运输过程中应包装完好,应执行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等等。

据记者调查,在云南曲靖“非法倾倒铬渣致污”事件中,铬渣运输、贮存监管缺失,更没有“转移联单”一说,即转移危险废物前须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;经批准后,产生单位应当向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联单。

[铬的危害]

在国际上,六价铬被列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8种化学物质之一,是公认的致癌物质。在我国,含铬废物被列入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。铬渣因为富含六价铬而毒性超强,且水溶性很好,在雨水的冲刷下,极易流淌至河中,严重污染水源和土壤。据介绍,我国是铬渣产生最多的国家,目前有铬盐生产企业每年排出铬渣约45万吨,历史累计堆存量已超过400万吨,涉及全国19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41家企业,其中有些企业已经破产或关闭。这些堆存的铬渣大多露天放置,没有防雨淋、防渗漏、防飞扬等防护措施。

“我们60岁的人可既往不咎,就是娃娃们还在这长大”

昆明直达陆良的班车,滚动发车,全程仅2个小时。从陆良县城到和平化工有限公司,车程10分钟。化工厂离兴隆村,仅几步之遥。在去往兴隆村的路上,如无提醒,很难注意到写着“和平科技”四字的和平化工厂大门。据了解,当地除此化工厂外,还有水泥厂等十多个工厂。被烟囱包围的村庄,尽管有公交车通往县城,但街道很脏,货车驶过,尘土飞扬。

没收成的庄稼地,每亩赔200多元

17日下午,记者打听一名罹患癌症的幸存村民时,碰上了曾担任村民小组组长的老王。他正在做油漆,放下手中的活,就带记者去找,他的弟弟就是癌症。

“你们来采访好啊,”他穿着搭扣褂子,快步走着,“我们60多岁的人了,可以既往不咎,就是害了娃娃,他们还在这长大。”

老王的弟弟不在家,家里的女人都出来了。老王介绍,1999年开始,工厂周边的庄稼不结果,“排的蒸汽有时是黑的,有时是白的,一般在夜间排。”一开始,他们直接去找厂家,“平时进不去,他们养着保安。”他们只好去找政府。有一次他们见到了副县长,还有一次见到了县委书记。“书记亲自安排环保局接待我们,但环保局一调查,说没污染。”“每次都这样,环保局说没污染,我们找哪都找不上。”

此前有媒体报道,和平化工厂和村民签了“死亡协议”,从2004年开始每年赔偿兴隆村14.5万元,赔偿到2009年。2010年又签协议,赔偿提高到15.2万元。老王不清楚具体数字,但他知道对没收成的庄稼确实有赔偿,但赔偿价“实在太低”,200多元/亩。“有的不是所有都没收成,就只赔30%。”他还介绍,现在和平化工厂扩建的一部分工地,就是当年被污染的田地。“污染的地,几年都不能恢复。”

不在疾控中心名单内的癌症患者

但对于得了癌症又不在疾控中心名单之列的村民来说,化工厂赔偿庄稼的事,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。

40多岁的喉癌患者唐文炳,四川人,孤儿,脖子上绑着小型呼吸仪器,不能讲话。他有三个儿子,最小的七岁。在小儿子三岁时,唐文炳进入这家化工厂当临时工。跟大多数污染企业旁的村民想法一样,他的妻子朱子芬“知是知道(化工厂有污染),但确定不下。”而且,“三个娃娃,不支持(他去上班)?他要生活,不挣钱,咋个养活?”在化工厂,唐文炳主要做装卸、拉料的工作,平均每月挣2000多元,“身体相当好。”

四五个月前,唐文炳发现喉咙痛得吃不下饭,先被认为是慢性咽炎,两个月前在昆明确诊为喉癌。7月30日,作为中期癌症,他进行了手术,花了十多万,家里贷款五六万,至于活多久,“就看恢复了。”

癌症患者黄富仁(化名)同样不在疾控中心名单之内。记者见到他时,他正在整理可卖几分钱一个的尼龙袋。黄富仁的儿子也在化工厂上班,“在厂里时间长了要得癌症,我跟他讲不要去了。”黄富仁记得化工厂搬来前,附近池塘的水是清澈见底的,但现在“都黄了,通通是黄的。”可儿子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女儿。现在化工厂停产,儿子仍然上班,给铬渣场砌砖。他不是很了解村庄正被高度关注,“家里电视机烂掉了,不能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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